按照刘从戎事先的吩咐，绣衣府这边则将关于匈奴人的相关情报和与他有关朝廷一些事务的进展情况，每隔两日发送给他一次。正好这时传来了韩安国在右北平病危的消息，汉武帝刘彻知道他们之间情谊深厚，便让他改变了原来出行的计划先去右北平探望韩安国。刘从戎率领着自己的亲兵卫队直奔右北平，路上更是不敢耽误。等他赶到右北平时，韩安国已是呼吸困难得躺在床上起不来，整个人形销骨立，憔悴得几乎快让人认不出来了。见老友特意从长安赶过来看望他，韩安国眼神中流露出异常兴奋的光芒。他令仆人将自己伏坐在床上，吃力地询问刘从戎怎么来了。刘从戎告诉他自己一来是为了视察整个右北平地区的防务，二则是代表皇上来探望他。听说换武帝刘彻还惦记着自己，韩安国更是激动起来。原来韩安国到了右北平后不久，因长期心情抑郁，再加上常年待在北方边地受当地气候等影响，患上了咳血症，也就是现代人所讲的肺癌。刘从戎给韩安国先号了下脉，深知他已经不行了。一面给他注入些自己修炼《行云气心法真》所得的真气，一面安抚他讲家中一切都好，由自己照顾则令他放心。韩安国原本在端午节前给汉武帝上奏疏，希望自己能暂时回到长安去养病，可刘彻却以右北平防务重要为由没有批准。
韩安国晓得这位皇帝陛下仍在气恼他在上谷与渔阳被匈奴人偷袭的事情，则更是懊悔不已当初的行为。这样一来，病情就愈发加重了。韩安国从云光四年（公元前131年）田蚡与窦婴那场东朝廷辩之后每况愈下，更加不受汉武帝待见了，有意被其疏远外放到边地做了军事将领。说白了韩安国的性格属于老成持重，宽厚稳健那种，与刘彻的好大喜功，争强好胜非常不相符，所以才会被这位皇帝陛下刻意疏远。再加上汉武帝此时早已是羽翼丰满，正打算进一步集中权力，而卫青、李息、桑弘羊、公孙贺等人已经崛起且在朝中站稳了脚跟。俗话说得好，一代人又有一代人的使命，当下这个时代是锋芒毕露的时代，与汉文帝与汉景帝韬光养晦不可同日而语。韩安国这个生长于汉文帝与汉景帝的和平年代，将自己所有的专长技能点都加到政治才能方面的将军来说，显然是被时代所抛弃掉了。司马迁在《史记·韩长孺列传》中，将韩安国前期的“生逢其时”的得意，与后期的“生不逢时”失意，对比描写地淋漓尽致，精彩纷呈！这一年的夏末，在刘从戎的精心陪伴下，韩安国因病在右北平自己的临时府邸内去世。弥留时他非常眷恋自己曾经在长安担任御史大夫的那段时光，久久拉着刘从戎的手不肯松开。
韩安国在临死前特意给汉武帝刘彻写了一份奏疏，由刘从戎代为转呈。为了他的去世，刘从戎也给刘彻写了一道奏疏，极力为这位好朋友表明他一生的功绩。汉武帝刘彻看完韩安国留给他的遗奏与刘从戎的奏疏后，许久未有说话，沉吟了一会儿才对桑弘羊、汲黯等人讲韩安国尽管有过失，但还是有大功于朝廷的，于是命令明日罢朝一天以悼念韩安国。韩安国曾在七国之乱中一战成名，又在汉武帝时期曾担任过“三公”，像他这样能够精于大政而又不疏于人情、并善于揣测上意的人，到今天也是十分难得的。与同一时期的田蚡、王恢、郅都、窦婴等人相比较，韩安国也算是青史留名，得以善终，不虚此生了。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中单独为韩安国列传，称其为“长者”，我认为大致有三点原因。首先，韩安国凭借自己的智谋与口才，化解了汉景帝、梁孝王之间的矛盾，避免了兄弟两人相争皇位的危难，给窦太后、汉景帝、梁孝王都保全了面子，避免了无畏的战争、冲突、牺牲。其次，韩安国能够多次为国家举荐人才，且举荐人才之时秉承公允大义之心。第三，韩安国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主张继续和亲政策，反对征战四方。他认为匈奴土地贫瘠，汉军远征千里，获利极少，胜算很低，可谓劳民伤财之举。韩安国的对匈政策，很符合司马迁的想法，所以才对他推崇有加。
韩安国去世后，刘从戎从自己的亲兵卫队中抽调出来大部分人将他的灵柩护送回长安的府中，并命吕幼兰等人好生帮助韩安国的家属办理丧事。而他自己，则带着剩余不到十人的亲兵，再次开始了对北部与西部边地重镇的防务视察。一圈转下来，他发现这些边地重镇的汉朝统军将领们，在河南战役胜利后都或多或少滋生出了一些轻敌骄傲的情绪。而他当时依据各地实际情况部署起来的防线，现在看来都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重镇相互之间的结合部往往防守很是薄弱。匈奴人只要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不从这些防线的正面发起进攻，而是绕到结合部展开攻击，那这些防守还是很有可能被突破的。对此，他特意嘱咐各边地重镇的统军将领，按照他新的部署对重镇之间的结合部增强防守。事实证明刘从戎这样做是对的，凡是后来听说他的意见的那些边地重镇，都没有遭遇到匈奴人的袭扰。而认为匈奴人依旧在闹内乱，疏忽懈怠没遵照他意见执行的那些边地重镇，则都被匈奴人突破防线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原来匈奴人的军师中行说，也发现了这个汉朝防守战线上的漏洞，就向匈奴伊稚斜单于建议再发动对汉朝边地侵扰时，全力攻打各重镇之间的结合部位置，从而一举突破汉军在此地区整个的防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