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是华夏文明最早点亮的农耕文明科技树中最重要的其中一枝。
提到纺织，当然就不能不提起纺车。
在江南水乡随处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画面：
心灵手巧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妇人坐在一个手摇的，簸箕大小的，木架子轱辘旁。
一手轻摇木轱辘的把手，将轱辘转得飞快。
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拇指大小，筷子长短的，搓卷好的棉花条子。
随着木轱辘的转动，从棉花条上抽离出来一条细线，这条细线不断地缠绕木轱辘上，这就是纺线。
而从木轱辘上纺出的线，则连接到一个转动的锭子上，渐渐地形成一个梭子状的线团，这就是纺锤。
一个纺锤缠满了线之后，又重新放上另一个锭子，接着纺出另一个纺锤。
有了纺锤，才能放到织布机上纵横交错的织出布匹。
这就是最普遍的家用纺车。
伴随着纺织一起出现的纺车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从一些壁画和间接的记载里可以推测得出。
有史料明确可查的则是出现在扬雄的《方言》之中，当时把纺车称为“繀车”和“道轨”。
当然这些比较原始的纺车都属于“单绽纺车”，生产效率比较低下。
松江府作为全大明最发达的纺织基地，并不是自古就沿袭的。
这跟一个伟大的女性有关。
没错，这个女姓就是后世史书赞不绝口的“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
大元元成宗元年（1295年），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村，童养媳出身的黄道婆，年刚过50。
这一年，她根据自己多年的织布经验，改革了织机的轧绵和弹绵工具，把用于纺麻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
同时，她还总结了一套纺纱和织布环节中的“错纱，配色，综线，挚花”配套技术。
可以说是对织布的全方位提高。
织布分为纺纱和织布两个环节，只要改造其中的一个，效率就会成几何极的提升。
“三锭棉纺车”的出现，使得纺纱的效率一下子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六倍（不是三倍）。
要不怎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呢，有了这些软硬配套的技术，松江的纺织业迅速摆脱了落后的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短短数年就成为全国的纺织中心，松江布行销全国，一举奠定了其不可动摇的纺织霸主地位。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近两百年时间。
这两百年来，纺织工艺还是沿用那一套，并没有半点进步。
这一直是方唐镜心里的一个谜团，两辈子的谜团。
因为据史书记载，在黄道婆之后，曾经又出现过一次纺织技术和器械的大飞跃。
而促使这次技术出现飞跃的，就是王祯王伯善。
王祯王伯善，元朝农学家，农业机械学家。
生于元朝大元元年（1271年），元代东平人。
曾任多地县令，写下了《农书》《造活字印书法》，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实干派农业家和发明家。
《农书》一书可以说是集汉唐宋以来集大成的农书，方方面面都有建树，这里且先不表。
而方唐镜认为，王祯最大的贡献在于大大提高了纺织的效率。
王祯王伯善先生的《农书》里确实记载有数十倍提高纺织效率的方法。
这就是他发明的“水转大纺车”。
前面说过，织布分为纺纱和织布两个环节，只要改造其中的一个，效率就会成几何极的提升。
为了说明其重要性，我们将历史上最著名的英国纺织革命拿来与之相比较。
1733年，英国人凯恩改造了织布的飞梭，使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四倍。
但是相应的，纺纱的效率却跟不上了。
1764年，英国纺纱工人哈格里弗斯不小心踢倒了纺纱机。
他正要扶起来，却发现倒在地上的纺纱机还在转，只是原先横着的纱绽变成了直立。
这个时候，他突然灵光一闪，如果纺锤竖立时还可以转，那么如果并排竖立几个纺锤，不就可以同时纺很多根纱了呢？
经过一年的改进，他搞定了竖直纺锤的新式纺织机，工作效率提高了八倍，他用女儿的名字命名为“珍妮纺织机”。
纺锤从一开始就是八个起步，之后不断改良，增加到三十二个，一百个，效率越来越高。
1769年，英国人又发明了卷轴纺纱机，用水力为动力，从此可以不用人力了。
而且纺出来的纱结实而有韧性，纺织行业再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水力纺织机的出现，就是后世大多数人都熟知的，人类进入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事件。
英国人凭借着先进的纺织技术领先西方列强近百年，这才积累了足够的国力奠定了其日后称霸世界的基础。
而当时的中国的纺纱，家庭采用的还是手摇的纺车，十小时才能纺出四两纱。
而作纺里采用的“三锭棉纺车”,十小时也只能纺出一斤半纱。
而当时中国的织布，即便是最熟练的工人，一天也只能织出长10码左右，宽仅一码的布匹。
也就是现在方唐镜所处的时代的通行纺织法，生产效率低得令人发指。
记得上一世的时候，方唐镜和同学们看到这里，都觉得英国人牛得一匹。
后来选修了明史专业之后，知识渐长，这才从史料中得知：
第一台大型水力纺织机，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
中国人在元代时，早英国人四百年左右就发明了水力大纺机。
这种机器已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发达的机器必备的所有条件：发动机，水轮，传动机构和工具机。
王祯在《农书》里专门记载了这种由他不知是改良还是发明的“水转大纺车”。
有三十二个纺锤，每车之产量达到了十斤，比珍妮纺织机刚开始时的八个纺锤先进多了。
这种机器曾经在中原地区推广过，《农书》原文说：
“中原麻苎之乡，凡临流住多所置之。”
按后人所著的《中英水力纺纱机形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所说。
英国人最后发明的水力纺纱机，是在对中国人的水制纺纱机吸收改良之后弄出来的。
后世的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也有记载《农书》里的“水转大纺车”。
1735年出版的村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又转载了这项历史。
18世纪中叶前，传教士将水转大纺车介绍到了西欧。
英国人改良的水利纺机从中吸收了大量创作灵感。
增加了许多专门适用于棉纤维的拉伸杆，极大提高了产能。
种种证据确凿，说明中华文明早在元朝就有了水力纺织机，且还是大规模应用。
怎么到了明朝，反而销声匿迹了，实是奇哉怪也！
方唐镜上次去松江府，第一件事就是专门去找这本《王祯农书》。
这本书也并不是很生僻，才走了三个书店就找到了。
方唐镜还买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农书，店家见书不少，还送了一个旧包袱包裹书籍。
这才有当时进“快哉风雅集”夹着的破布包。
“水转大纺车”乃是王祯的得意之作，书里是实实在在记录有这种的图谱的。
这就更让方唐镜不解了。
按理说科技树一经点亮就再不会熄灭才对，尤其是这种事涉重大民生的高效率农器，在这个时代简直就是神器一般的存在，更不可能失传啊？
莫非所有人都是猪？
这似乎也不大可能啊！
所以方唐镜拿出《农书》指出“水力大纺车”的时候，是颇为踌躇满志的。
在他想来，这纺织神器即将从自己手里复制出来，心情好得不要不要的。
延续了两百年的断代技术被自己接上，怎么的也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了吧?
完全没有料到竟是被人喷了一身这个结果。
还有，什么叫“又一个徐老三，很傻很败家……”。
方唐镜打了一个激灵。
难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