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世宗欲开边，为臣不易作君难。三下淮河不辞劳，方知雄主非等闲！
——第四十一回诗引
开篇诗道罢，书接前文。却说乾佑八年十一月，北汉主刘旻病死，次子刘承钧继位，改名刘钧。上表辽帝自称“男”，辽帝下诏呼为儿，许其嗣位。刘钧个性孝谨，喜读书，擅书法，颇有文才。继位后勤政爱民，礼敬士大夫，减少南侵，因此境内安定。刘钧不似其父恭奉辽国，后期辽国援助渐少。既立为帝，始赦境内，改乾佑十年曰天会元年，立七庙于显圣宫。次年周世宗下三关北伐契丹，刘钧将发兵，而世宗班师，自此以后两国之间颇有几年和平相处，并未交攻。刘钧颇重儒者，任用棣州抱腹山人郭无为参议国政，史说郭无为方颡鸟喙，好学多闻，极善谈辩，尝为道士，居于武当山。周太祖征讨李守贞于河中之时，郭无为亲诣军门上谒，郭威询以当世之务，见其对答如流，不由大为惊奇，欲引以为谋士。有左右近臣谏道：“明公今为汉朝大臣，手握重兵居于外镇，若是延纳纵横之士于幕府，被朝中小人议论是非，恐非防微虑远，养光韬晦之道也。”由是郭威遂不纳。郭无为由此别去，隐居于抱腹山中，却被汉主刘钧内枢密使段常识之，力荐其材，刘钧先以谏议大夫召之。请入朝中与论大喜，复以为宰相。天会五年之时，宿卫殿直行首王隐、刘绍、赵鸾阴谋作乱，事发被诛，供词牵连到段常，刘钧乃罢段常为汾州刺史，后缢杀之，按下不提。
西元九五五年，乙卯。乃是后周、吴越显德二年，于阗同庆四十四年，辽契丹应历五年，南汉乾和十三年，荆南显德二年，后蜀广政十八年，南唐保大十三年，北汉乾佑八年也。后周世宗命大臣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比部郎中王朴献策道：“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而已。夫进贤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隐诚信，所以结其心也；赏功罚罪，所以尽其力也；去奢节用，所以丰其财也；时使名薄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乡导，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今士卒精练，甲兵有备，群下畏法，诸将效力，期年之后可以出师，宜自夏秋蓄积实边矣。”
世宗览策大喜，欣然纳之。时群臣大多守常偷安，所上对策少有可取者，惟有王朴此策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称上意。世宗由是重其气识，乃迁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四月，世宗柴荣以大梁城中迫隘，下诏拓展外城。先立标帜，由县官区划街道、仓场、公廨，其余空地听百姓随便建屋，葬者埋于标帜七里之外。又命将城中街衢扳直拓宽，道宽三十步。三年正月，发开封府及近畿曹、滑、郑州之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
因契丹自从后晋以来频繁侵犯河北，轻骑长驱直入，并无屏障阻隔，中原之民经常陷入困境。边镇官民乃向朝廷称说深州、冀州之间有胡卢河，绵延横亘几百里，可疏通河道为堑，以阻截契丹骑兵。世宗从之，乃诏命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率领士民疏通胡卢河，并在李晏口筑城，驻军守卫。世宗复召见德州刺史张藏英，询问边疆防备对策，张藏英陈说地理要隘，请部署戍边军队，招募边疆百姓矫健勇猛者，多给军饷，自请率领，随时征讨契丹。世宗皆从之，任命张藏英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张藏英赴任旬月，招募千余人。王彦超巡视河道工程，被契丹军包围，张藏英带领所募士兵驰马出击，大败敌军。从此契丹军不敢再过胡卢河，河南百姓始得休养生息。由此张藏英者，可谓边帅杨六郎之前任也。
朝廷既养边将，便需军饷。周世宗因长久未铸铜钱，而民间又多销毁钱币以做佛像，甚为不悦。乃敕令集铜铸钱，除朝廷礼器、兵器以及寺庙道观钟磬、钹镲、铃铎之类准许保留，其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晶内全部送交官府，付给等值钱帛；逾期隐藏不交，五斤重以上判死罪，不到五斤依其隐藏重量刑判不等。朝中大臣有谏止者，世宗说道：“尔等休为毁佛疑虑。佛以善道教化，立志行善便是信佛，铜像岂是佛耶！况我闻佛旨在于利人，身首皆可舍弃布施，以贻有所求者。倘若朕身可用以普济百姓，亦不值吝惜也。”于是又敕命天下寺院，未经朝廷敕赐匾额者全部废除。禁止私下剃发出家为僧尼，凡欲出家者须得祖父母、父母、伯叔同意，只在东西二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准许设立佛坛。禁止僧侣舍身自杀、斩断手足、手指燃香、裸体挂钩点灯、身带铁钳之类惑乱风俗之行。命各州每年编制僧侣名册，如有死亡返俗者随时注销。令旨下达旬月，天下寺院保存二千六百九十四座，废除三万三百三十六座，保留僧众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人，尼姑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人。
列位看官！自佛教于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来，共历“三武一宗之厄”，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及后周世宗柴荣四帝灭佛之举，世宗柴荣乃是最后一次，亦乃规模最大一次也。在佛教史上，皆被称为法难，说话人不妨在此信笔叙说一番，权做个得胜头回。且说究其四次灭佛原因，说来话长，但亦有共通之处。因佛教系属外来宗教，其发展给寺庙及僧人带来巨大利益，另寺庙常享田地、女婢、奴隶免税特权，便造成社会财富向佛寺极大集中，严重影响朝廷财税也。唐武宗会昌灭佛之时，便说“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另外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拥有大量仆役、女婢，复借以逃避兵役，实乃弱国之源。而僧侣不守戒律，霸占田产鱼肉百姓者极众，亦为朝廷不容，此其共通之处。
先说北魏太武帝灭佛。北魏太武帝为统一中原，以全民为兵。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故于太延四年下诏，凡五十岁以下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并听从宰相崔浩劝谏，改信寇谦之天师道，排斥佛教，渐次发展为灭佛行动。太武帝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弹压沙门，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因盖吴之反诛戮长安沙门尽绝，焚毁天下一切经像，魏国境内寺院塔庙无一幸免，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次说北周武帝灭佛。北周武帝宇文邕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第四子，为权臣宇文护所立。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武帝也只得对佛道极力推崇，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也。其后周武帝诛杀宇文护，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其后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四万，强迫三百万僧尼还俗，举国人口十分之一之众重新成为国家编户，或为军士。正因灭佛运动，才使北周统一北方，继而隋朝统一天下。周武帝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实为难能可贵。对比同一时期北齐及江左君主盲目佞佛崇道者，更可衬托周武帝英明。但周武灭佛事件对佛教沙门来说却谓之大难，将其与北魏太武帝及唐武宗并称“三武之祸”。便就此点而论，可见佛门并不公允。
再说唐武宗灭佛。元和十四年，唐宪宗敕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从而再次掀起全国宗教热潮。韩愈上《谏迎佛骨表》，招致宪宗盛怒，贬韩愈为潮州刺史。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激增，国家不堪重荷。唐武宗继位后整顿朝纲同时，决定废除佛教，诏谓“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道士赵归真向武宗荐引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会昌三年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甚至将待死之囚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状而杀之。并敕令毁拆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之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会昌五年四月，即在全国展开全面毁佛，僧尼不论有无度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器还交本州铸为农具。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终结后周世宗灭佛在“三武一宗之厄”中，则最具影响。此次灭佛不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整顿佛教，且保留诸多寺院僧尼。此后儒、释、道三教之争更趋于缓和，且不似过去明显，规模亦小之甚哉。
按下后周，再说南唐。且说南唐国主李璟生性温和柔顺，爱好文采辞章，且喜人奉承，因此善于花言巧语、献媚取宠者大多晋升任用，政事日益混乱。既已攻克建州之闽国，击破湖南之马楚之后，就更加骄傲，并欲吞并天下。李守贞、慕容彦超叛乱之时，南唐都为之出兵声援，又遣使从海道联络契丹、北汉，约定共同谋取中原。后周正值中原多事，并无时间与其计较而已，李璟却以为是惧己也。先是每冬淮水浅涸，南唐主常发兵戍守，谓之把浅。寿州监军吴廷绍以为疆场无事，把浅之举乃坐费资粮，上表奏请罢之。清淮节度使刘仁赡上表固争不得，南唐国主为省钱粮军饷，果纳吴廷绍之奏，罢其淮河边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