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三年，对于冉庄的冉国才一家来说，最大的事情就是冉国才离婚了。
这事得从1951年说起。
那一年，期盼已久的好消息，是杨玉桂又怀孕了，坏消息是怀胎十月，又生了一个女孩。
老北山的结义兄弟邓九，隔个一两年，总会转到冉国才家里坐坐。那年赶上过年，邓九带着几斤肉和红糖，既是来看冉申氏，也是对快要临盆的弟妹杨玉桂进行慰问。
孩子出生后，冉国才还是有一点失落的。养活4岁的大妞和2岁的二妞，已经觉得不容易了，要那么多女孩干什么？
冉国才偷偷地把这个“三妞”，送人了。
杨玉桂发现后死活不依：“冉国才你不是人，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就把孩子送人了？”
“我咋给你商量，一商量，我怕你又舍不得了。咱要，就要儿子，女儿有大妞和二妞就够了！”
杨玉桂的哭声很高：“不行——你得给我抱回来，不抱回来这个妞，我跟你没完！”
杨玉桂甚至高声说：“这一次，我不会退让的！”
杨玉桂的心里很委屈，生儿子这事，谁能十拿九稳？再说，我也不是没生过，那一年生过一个不是没有养活成吗？那时候，吃没吃的，娃子有病了，也没有钱看郎中才导致的。再者，这“三妞”没出生前，你也没有商量说，要是女孩就送人，现在你竟然一声不吭偷偷就送人了？
杨玉桂说，“你说，你是不是送到老北山了，你说话呀！孩子到底能不能给我要回来？你个聋子！你别装聋作哑，光不吭声就行了！”
冉国才的听力，曾经受到过致命的伤害不假，“聋子老三”的外号不胫而走，也是个事实。
随着时间的延长，他听力是否恢复或者是否部分恢复，其真实性一直存疑。
遇到媳妇的哭闹，他自然是真聋了，脸上还挂着一副茫然的表情。
如果说“装聋作哑”是一种手段，还有另一种，就是“软抗”。
媳妇问，孩子到底抱谁家了，冉国才先一口咬住说自己也不知道，问急了，他承认是抱到老北山了。
他说这种事，是求着别人抱走孩子的，怎么能反过来不依不饶地再去要回来，但实在说给了哪一家，他自己也的确不知道。再说了，他又没有亲自给人抱去，中间隔着十几年的兄弟情谊，我哪开得了这个口追回来哇！
“哦，你兄弟是兄弟，你老婆就不是人了？你说，你拿没拿你老婆当个人？”
“当呀，当呀，咋敢不把老婆当人哩！”
“那——你就把孩子给我抱回来？”
冉国才就又聋了，一副茫然的表情挂着。
这个架，持续时间比以前都长，但是没有结果，无非是杨玉桂继续哭，继续喝骂“聋子”，冉国才就继续一边赔小心，一边软对抗。
这里就不再一遍遍复述了。
事情最终不了了之，日子还得继续过呀。
后来，杨玉桂也在门口一些嫂子和大婶们的多次解劝下，慢慢接受了这件事。
冉国才抱走孩子送人，某种程度上，也是心疼自己老婆。养一个孩子，毕竟当娘的最辛苦呀！
但是杨玉桂有一点，还是耿耿于怀——这个聋子做事太绝情，懂得心疼老婆，却一点也不懂得尊重老婆。
这是两回事儿！
杨玉桂的心底，从此对冉国才埋下了隔阂的种子。
1952年，全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村“扫盲”运动。
这“扫盲”，主要针对的就是农村农民，不扫也不中，农村90%以上的农民都不认得字，不会记账，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共产党的干部干工作的传统，就是“扎根”农村。农村人都不识字的话就愚昧，干部讲话也听不懂，想找个能带头配合的农村“积极分子”都找不出来——那还咋扎根哩，就是扎下了根儿，也扎不深那！
所以新政府很着急，旧社会农村绝大多数人上不起学不识字，新政府就要千方百计地把过去农民耽误的几十年，通过办“扫盲学习班”给突击找补回来！
快到1953年的时候，来冉庄做学习动员的蓝营村的干部蓝德昌说，农村人不认识字，吃亏呀！旧社会，蓝营村的保长谷重九交代村里一个叫“小六”的村民说，我给乡里有封很重要的信，麻烦你到安铺乡（旧社会就叫安埔乡，新社会改叫安皋镇，笔者注）里跑一趟。那小六饭都没有吃完，听谷保长说这封信很重要，就赶紧往安皋跑。走到路上，碰见自己的老表，问他干啥哩？小六说俺替保长到乡里送信哩。他这老表识字，小六不识字，很奇怪为啥忽然叫小六来乡里送信哩，于是拆开一看，信上写着：“送信人就是蓝营村今年送交国军的参军人，拿送此人后，本村今年征兵任务即完成”。乖乖！悬不悬那，后来小六当然就跑了去球，要不是半途中碰见他老表识字，说不定他早就死在战场上了呢。
蓝德昌接着说，听说你们冉庄有几个妇女，有一回到马营街上赶集，看见有人拿着一根麻花在吃，就问另外一个男的这麻花，哪里有卖的？那男人就故意作弄她们说，前面有一个蓝房子里就有。结果她们兴冲冲跑过去，屋里有一个男人正在拉大便，尴尬死了！但也该怨她们自己，那蓝房子明明是新修的公厕，上面写着“男厕所”，可她们不认识这几个字呀！你们看，不认识字可会闹大笑话呢！
一群冉庄人听得都津津有味，继而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干部动员归动员，农民们开始并不积极。其中原因一是办农村扫盲班是夜校形式，白天农民们还得在地里忙活呢，晚上都累成狗了，还要听教识字的干部呜呜啦啦地上课学识字；二是政府要求扫盲都有识字任务数量要求，比如老年人要至少认识够5个字，要求年轻人至少要认识10个字以上。
说起来简单，比如说任务的“任”字吧，教认字的老师说只要记住左边是一个单人旁，右边是一个“王”字就行了——“王”就是三横杠一竖杠，就像老虎额头上的那个花纹的样子。
那时，还没有统一的汉语拼音，老师也没有统一教材，云天雾地胡乱教一通，学生不懂得拼音和文字的间架结构，也是胡乱学一通。学过之后再睡一觉起来，没准第二天，学过这个字的农民又忘记了。
当然啦，既然是政府下定决心干的事情，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做。
接着不久，冉庄人在去安皋赶集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发现政府设置了一个检查站。检查站在路上拉条绳子，有人看着。你想上街赶集，就得站到路边上的三斗桌的旁边，桌子上有两块小黑板，上面写了很多常用的粉笔字，连5个字你都不认识——对不起，小黑板前有人叫你认识，学会了，认得了，你再上安皋街上赶集去！
这时候，冉庄人才知道着急了，看来不学不中呀！
于是人们学识字的热情就被驱赶出来了。男的报名，女的也报名，一有女的报名，那些男人也更积极报名了。
杨玉桂不仅报了名上了村里的识字班，而且学得也好，在女人们中间认字最多。
冉庄的女人们甚至还有一点醋意：啧啧！杨姑娘到底是从城里过来的，认字快，记得清，呵呵。
冉国才却从来不去学识字，干部说：“你咋不学识字？”
冉国才答道：“你说啥？我咋不识数？
村上人对干部说，他是个“聋子”，听又听不见，你咋能教会？
哦，是聋子，那是没法教，嗯，肯定——他也学不会呀！
但时间一长，冉国才对杨玉桂学识字，也是不情愿的：
啥意思呀，一到晚上就把大妞、二妞交给咱妈，学识字能有个屁用!
没意思！晚上点个煤油灯，一群男的和一群女的，在一个屋，到底能学得多少古景！
真有意思！连白大仙这样的人都去学识字，你还恁积极天天晚上一堂课也不落下呀！我呸！
话不投机，两个人有一天，终于大吵起来了。
“咋了？我去学识字碍着你啥事了？你个聋子学不了，也不让人家学，你想一家人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吗？”
“啥？还要跟你商量，你办啥事不是自己做主，你给谁个商量过吗？咹？”
“你有意见也没用！明天我照样得去，人家先生还说我学的好，说我是‘积极分子哩！”
“啥，你坚决不许？我去了你还能咋着？”
“打断我的腿？我不信，你有恁大胆？来呀来，你尽管打，你打一下试试？！”
结果，冉国才没有忍住，他抄起院里正在晾晒烟叶的半截竹竿棍，照着杨玉桂的屁股上就是一棍子！
“妈呀——你真打呀！你个死聋子！”
杨玉桂气坏了，一边喊叫，一边指着冉国才的脸骂着。
冉国才又是一棍子！
“我不活了，你打死我吧！”
杨玉桂伸头扑向冉国才，冉国才说：“你只要答应不去班上学识字了，我就不打了！”
“你休想！你个死聋子！你不是胆子大嘛，你继续打呀你！”
冉国才让过正面，攥着竹竿继续打杨玉桂的屁股。
两个人一个不想示弱，一个坚决不服，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打了几竹竿，半截竹竿的头部已经裂开成了几片！
杨玉桂的屁股上也留下了好几道青青的瘢痕。
这次家暴事件，动静闹得实在有点大。大妞、二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直在旁边看着哭，冉申氏还得招呼小的，还得劝住大人，结果她硬是没有劝住。
冉申氏说：“妮子，你就不能说个不去就得了，犯得住和自己的男人一句接一句呛着来吗？”
杨玉桂说：“都新社会了，对我还敢这样子，你让他继续打呀！哎呦！”
冉申氏说：“新社会咋了？新社会不还是一样得种地才能吃饱饭？新社会，还能不让人管自己老婆吗？”
“哎呀妈，我和你说不着，你别管我们之间的事了！”
当然了，动静一大，不仅左邻右舍看到了，知道了，连半个村庄的人都知道了。村里人不仅爱看这样的热闹，而且乐于传说这样的热闹，最后，连识字班上的蓝德昌老师都知道了！
这个聋子，真是太不像话了！扫盲是国家政策，他自己不积极算了，还不让自己老婆积极，而且还公然殴打学识字“积极分子”！这是什么性质？这是向政府耍野蛮！这是对政府扫盲政策搞破坏哩！
蓝德昌老师本身也是村里干部，一上纲上线，这事问题就大了！不行，得组织批斗冉国才！不杀杀他的气焰，他以后还要更嚣张哩！
冉国栋对蓝德昌说：“算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聋子哑巴都是残疾人，性不全呐，你个大干部，咋能和他一样置气哩！”
“那——那个小脚老太婆却不能放过，把她叫到识字班上来，教育教育她。她说那些话不对！新社会和旧社会多大区别，她那些话分明不是说没区别吗？还说新社会也兴管教老婆？问题是，他这聋子管教得对吗？咹？你们都说说，得把这老太婆喊过来，让他知道知道新旧社会的区别！”
在场一大群人，没有劝住村干部蓝德昌。
所以，当天晚上的识字学习班上，第一项内容，是小脚老太冉申氏当着众位乡亲，做了一个深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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