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九十点钟的样子，刘股长进了办公室，他身后跟着一名红衣女子，刘股长指了指女孩问洪涛，“你认识她吗？”洪涛说，“一个青年点的。”“你给她做个口供笔录。”刘股长说完，离开了办公室。红衣女孩，孟淑芬，柳家村七六届知青。洪涛问她，“怎么了！”她咧开嘴抽泣起来，说，“我被强奸了。”听她一说，洪涛惊讶地问道，“是在哪发生的事呀？”她哭泣抽噎着诉说了事件的全过程。洪涛给他做了笔录。然后，让她过目，签字，按了手印。之后，洪涛将笔录装进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内，放进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洪涛问她，“你自己回青年点行吗？要不要我送你？”她说，“我能自己走。”
下午上班，洪涛向刘股长汇报了给孟淑芬做笔录的情况和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刘股长略微沉思片刻，说，“我让王玉柱配合你，你俩负责把这个案子搞清楚。”王玉柱，刘二堡大队七五届知青。七六年底，被借调到公社保卫股，负责外勤工作。洪涛与王玉柱先商量个方案，之后，给红旗铺大队公安员潘金彪打了电话，让他来公社一趟。
红旗铺大队距离公社有十二华里的路程，潘金彪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公社。洪涛和他握手，相互寒暄几句，就话入正题。洪涛问道，“高红兵是你们大队的知青吧？”潘金彪，四十来岁的年纪，中等身材，略微发福，说话时眼睛亮亮的。他点点头。“今天上午，一个女知青来公社，说高红兵强奸了她，你知道这事吗？”“是我让她来公社的。”潘金彪说。“你看这个案子怎么办？”洪涛问。潘金彪说，“我先说说高红兵的情况吧。之后，我们再看看怎么办？”洪涛和王玉柱都点了点头。
潘金彪说道，“高红兵住在那个老乡家，是个寡妇，叫于桂花，五十多岁，丈夫死了多年，一人守寡，有个女儿外嫁到别的公社了。一九七四年知青来得多，新青年点还没盖好，暂时将知青分散到老乡家住了。高红兵和几个知青住在了于桂花家。新青年点盖好后，别的知青都搬回去住了，唯有高红兵没有搬回去。”潘金彪笑了笑，一口黄牙，牙缝隙里粘着食垢。“还別说，高红兵，这小子长得挺帅的，一米八的个头，双眼包皮的，平时穿一身绿军装，挺着人眼的。”潘金彪说道，“我看先找于桂花了解情况，看她怎么说吧。如果于桂花都交代了，这个案子就可结案了。”“啊，就这样办吧。”洪涛说道。他又与潘金彪说，“你通知一下于桂花，让她明天早上来公社保卫股。”
第二天早上八点来钟，洪涛上班在办公室门口，见一个身穿灰上衣，下配蓝裤子，齐耳短发，满脸憔悴的女人。“你是于桂花吗？”洪涛问道。“我是于桂花。”女人怯怯地答道。洪涛从兜里掏出门钥匙，开了锁，推开门。“你先进。”洪涛侧身说道。于桂花先一步，进了办公室。洪涛指着靠西墙的一个长条木椅子，说，“你坐吧。”稍刻，王玉柱也进了办公室，他在洪涛的办公桌对面坐下。洪涛从办公桌内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纸皮档案袋，又从档案袋内抽出一本公安用的《询问笔录纸》，放在桌面上。经过询问于桂花，证实了高红兵强奸孟淑芬的事实成立。改日，洪涛将高红兵强奸孟淑芬的案卷，移交给了辽源县公安局。高红兵得到了法律应有的制裁。
孟淑芬本是无辜的是被伤害的人。当她被强奸的事件，在青年点和社员中传播开后，大队团委总支书记——七五届知青，针对孟淑芬一事，组织青年点全体知青总结教训，让孟淑芬本人用现身说法，教育其他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本应被抚慰的心灵，相反被撒上了一把盐。孟淑芬的父亲，不得不安排她还乡，到了她父亲的老家。找个当地人，她草草地出嫁了。一个青春年华，本应享受阳光雨露的花朵，被摧残凋零了！
这是孟淑芬的悲剧，洪涛在为孟淑芬的境遇而扼腕叹息时，心想，假如孟淑芬忍了被强奸的耻辱并将耻辱藏在心底，她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蔡百街大队，下午送一个地主婆来公社。你给她做个笔录吧，再通知老宋，让他把人领过去。”洪涛问刘股长，说，“什么事呀？”刘股长笑了笑，眼角堆起了几道皱纹，说，“菜百街大队书记，说她拉拢腐蚀了一个女知青，跟她儿子搞对象，还睡了觉。这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现在这个女知青已被她父亲领回家了。”洪涛笑着说，“女知青金贵着呢，农村人可别打歪主意，到时候不仅烧了鸡还得蹲监狱。”刘股长闻言，笑着说，“金贵着呢！别碰，碰了准烧蛋蛋。”下午，菜百街大队两个民兵，押送着一个五十多岁，皱纹横七竖八，满脸憔悴的女人，来到公社保卫股办公室。洪涛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女人答道，“范俏妃。”洪涛心想这名字挺怪的。“你这名字，是谁给你起的？”洪涛出于好奇心，问了个题外话。女人说，“一个妈妈给起的。”“是你妈妈给你起的名子吗？”洪涛问道。女人说，“是青楼的妈妈给起的名字。”“嗷，青楼是解放前的妓院吧？”洪涛问道。”早年，我还小的时候，爸爸死了，妈妈为了给爸爸买口棺材，就把我卖到了青楼。这名字是青楼的妈妈给我起的。之前，我叫丫蛋，没有大名。”洪涛闻言，心想这个女人还有如此的身事，早年也是个苦命的人啊。洪涛问道，“那你咋还成了地主婆了呢？”女人喏喏地说道，“我妈把我卖到了青楼，起先我在青楼里干些杂活，送送瓜子，果盘什么的。十六岁那年，妈妈把我说给了，将我赎了出去的这个人。他是地主，我做了他的小。洪涛问道，“当上了地主婆，日子好过吧？”女人苦笑道，“给人做小，整天地受大老婆的欺负。有了个儿子，也只能忍着了。”洪涛问道，就是现在这个儿子吗？“就这一个儿子，生了这个儿子不久，他爸去豫阳城，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洪涛心想，这个女人是啥命啊！“后来呢？”洪涛问道。女人说道，“后来，大老婆给了我和儿子二十亩地，让我娘俩出来单过了。解放了，地归了国家。”“说说你儿子和女知青的事吧。”洪涛说道。“我儿子和女知青的事，都是我的错和我儿子无关。”洪涛点点头，说，“不用解释，有啥就说啥吧。”女人说道，“当妈的看儿子三十来岁，还没说上个媳妇，心里急呗。当地也没有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我儿子。我看知青里有个叫翠花的姑娘挺好的。我让她常来我家玩，每次我给她做些好吃的。时间长了，她对我有了好感，我就和她说，想让她做我的儿媳。一开始，她不同意，我说，你和我儿子先处对象，处好了，你也乐意了再结婚，她就在我家住下了。
昨天晚上，她父亲带几个人来我家，把她领走了。”洪涛想想也就这些吧，也没什么好问的了。“我把你说的话，都记在这纸上了。你认字吗？”洪涛问道。“我不识字。”女人说道。“我念给你听，你听听我写的和你说得一样不？……我念的你听清了吗？”洪涛问道。“我听清了。”女人答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洪涛问道。“你们咋处理我都行，和我儿子没关系。”女人说道。“你在这纸上按个手印吧。”洪涛说道。女人按照洪涛的指点，将自己的手印按在“询问笔录”的几页纸上。洪涛对两个民兵说，“你们去潘家铺大队找宋公安就行了，事我已说好了。”
洪涛看着两个民兵押送着范俏妃出了办公室的门。洪涛又走到窗户前，看着范俏妃的背影，出了公社大门。洪涛心想，假如范俏妃不是地主婆呢？
一九七七年的秋天，是洪涛下乡的第四个年头。一天的下午，潘家铺大队公安老宋来到公社保卫股。他也没什么正事，就是过来唠唠家常的。他对洪涛说，“我们大队二小队看青的，昨天夜里下地巡逻，发现一个偷苞米的。看青的一咋呼，偷苞米的人，扔下半麻袋子青苞米就跑了。他们把麻袋拿到大队部来让我看，麻袋上有个黑线缝的“彤”字。我带着麻袋，去了我们大队的小学校。让老师找学生认认看，是谁家的麻袋。老师和学生说，麻袋是捡到的。有个生学说，麻袋是他家的。”说道这，老宋笑了笑。洪涛完全洞悉他的笑意，那是自豪的笑，笑中有着狡黠。此刻，洪涛心想，在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诚实的人，多了一个不说实话的人。